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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河子

容人容心容言,增智增辉增荣

 
 
 

日志

 
 
关于我

别人说,我像一杯水,透亮。 我说,我是一杯热水, 不,是一杯65度的白酒,不仅透亮,而且有热度。 我的确像一个傻子。 眼里揉不得沙子,总是爱自觉不自觉地为正义、为他人俩肋插刀。 漫漫人生,一事无成,总觉得:人生都是向西行的。 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留下什么。 既然为人,就当快乐! 但要永远记着,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决不可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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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地风波》第一章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被逼出来的 (全文)  

2017-09-14 12:40:58|  分类: 大地风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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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民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与他们的切身感受和直接利益有关。无疑,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发的,然这种自发的改革是一种需要和无奈。当然,与结束“文化大革命”、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密切相关。

一、不可否认的艰难现实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农村改革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改革的起因就在于艰难的现实。根本在一个“穷”字。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于791月召开常委扩大会贯彻会议精神,同时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加快农业的发展的步伐,在河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河南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意义就在于河南是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发源地,30年来,在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下,河南农村所遭受的危害最深。

面对河南农业的历史和现状,令人震惊和寒心。

建国29年来,全省平均每年增产粮食8.8亿斤,递增速度3.7%。人均产粮只有560斤,低于全国619斤的水平。全省有29个县、市亩产粮食不足400斤,9个县不到300斤。社员分配收入很低。1977年人均分配56.9元,低于全国水平,有18个县、市,社员分配收入在40元以下,全省还有2/3的县每人每天分配粮食不足1斤。1978年全省劳动日值仅0.36元。全省农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只有59.7元,24%的集体人均分配收入在40元以下,43%的集体没有现金分配。农民纷纷叹息:“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没个点灯钱”,“饿肚子,住破屋,干活一窝打嗡嗡”。经济发展缓慢,农民产生了愈来愈大的离心力。

像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待过的兰考县,被治过的盐碱沙荒地又恢复旧貌。“地里看银灰亮甲,村里看房倒屋塌”。十年浩劫中的兰考贫穷闻名全国,农民漂泊他乡,讨饭大军漫向全国各地,到处有要饭的“兰考大爷”。到1977年,全县人均收入只有40元,每个工值0.24元,一年到头有数万人在外逃荒。一年吃统销粮2000万斤,领救济款70多万元。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547万元,粮食总产只有2.34亿斤。欠国家贷款1750万元。

特别是一些边远山区,农民更穷更苦。比如洛阳地区,就是个大而穷的地方。全区16个县(市),面积2.67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6%,人口600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0%。“五山四丘一分川”。山区占一半还多。山区加丘陵,占百分之九十。只有百分之十的地方是河川。人均耕地一亩半,其中水浇地不足0.4亩。“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农业生产条件极差。从1948年解放到1978年,整整奋斗了30年,老百姓还没有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尤其是还有三分之一的边远山区的人口,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洛阳地委自称“地委就是粮食委员会”,终年辛苦,就是一门心思如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整天忙救济、忙统销,可总也忙不出个名堂来。

二、难以忘却的记忆

当时,刘杰同刘正威、刘应祥等同志,曾到洛阳、许昌、周口等地调查研究,并深入到不少县的农村了解情况。在太康县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农村的贫困情景。这个村叫葛庄,过去属于“睢、杞、太”老革命根据地。许多当年的老游击队员,家里没有被褥,睡在麦桔窝里。吃的是红薯,破衣烂衫,不少孩子在春寒时节还光着屁股。全生产队只有三头毛驴,其中两头饿的倒在地上,抬都抬不起来。看到这“泥巴房、泥巴墙、泥巴囤里没有粮”一贫如洗的农村,真是令人心寒。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搞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当时有顺口溜说:“下地一大片,回家一条线。社员磨洋工,干部瞪眼看。男的喷大空儿(侃大山的意思),女的做针线。”“头遍钟,当没听。二遍钟,打呓症。三遍钟,门口冲(窥看的意思)。四遍钟,慢腾腾。来到地里磨洋工。”“一队的钟,二队的号,三队的犁铧,四队的哨,五队的干部挨门叫,就是社员叫不到。”这些都是农民对强迫集体劳动的一种抵抗情绪的反映。当时,农民每天的工分只有5分钱,生活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有的中学生编歌唱:“我们的生活日日升,我们的稀饭日日稀。”以此表示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不满。因此出现了农民逃荒要饭、扒火车等严重问题。

 1980年春季,刘杰到下面检查工作。在从登封县城到唐庄乡的路上,县委书记的车突然被一位老农拦住,他不得不下车。刘杰一行也下了车,径直走了过去,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精彩的一幕发生了。

老农一脸无奈地看着县委书记,问:‘你是不是县长?’

县委书记说:‘是,你有事儿?’

老农说:‘我想问一件事儿。’

县委书记说:‘你说吧。’

老农迅速地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然后把眼神落到了刘杰身上,壮着胆子问:‘现在是不是社会主义?’

县委书记说:‘是呀!’

听了县委书记的回答,老农一脸狐疑,反问道:‘那咋给皮司令(指皮定均司令员)说的不一样哩?当年皮司令在俺的牛屋亲口对我说,等打走了鬼子,建立了新中国,搞了社会主义,到时候就有吃有穿了。而现在不仅吃不饱,连水也喝不上,这是啥社会主义!’

刘杰听得心里酸酸的,急步上前抓住老农的手说:“老先生,我们对不住你呀!你说的问题,我们马上解决。”

上车后,刘杰立即让县委书记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安排省交通厅专门派一辆车给他们拉水,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最难忘的是一年后的新县之行,那是热浪滚滚的六七月间的夏季,刘杰和省直有关部门的七八个同志整整在农村跑了一个多月,具体了解指导农村实行责任制情况。当他到了处于大别山深处的新县时,感触特深。新县是红军的故乡,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中心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在这里,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培育了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90多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将军和省部级干部,献出了吴焕先、高敬亭等5.5万名优秀儿女的生命。从地理位置上说,地处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三省结合部,素有“三省通衢”和“中原南门”之称。但是,解放几十年了依然很穷。

在浒湾公社黄墩大队,刘杰看望了四户农民。有个老婆婆,三个儿子,两个分出去了,剩下的一个是憨子。刘杰问她:“粮食够不够吃?”

她一听就哭了起来,说:“咋能够吃!”

刘杰问;“那你咋办?”

她很无奈地回答:“养鸭子,买粮食。”

刘杰又问一个年轻社员:“你们这里有山有水,环境这么好,为啥粮食不够吃?”

他说:“修水库、水渠把地占了。”

转过身来,刘杰问一个中年妇女:“你家够不够吃?”

“不够!”

“你们咋办?”

“小孩爸出去卖唱,要饭。”

刘杰望了望她身后光着屁股的小男孩和一位有了病没钱治的老婆婆,忍不住回过头来对陪他一起看的新县县委书记说:“听了叫人心酸。我们这些人,对不起老区人民啊!”

当天晚上,刘杰给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和在家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的副省长李庆伟打了电话,共同商量决定,为了让老区人民有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三年之内不给新县统购任务,每年还定销给新县二千万斤粮食。

第二天,在新县正在召开的各公社书记会议上,县委书记公布了这个消息,人心大震。大家纷纷讨论如何挖穷根。一些公社书记说:“新县为啥穷?是吃大锅饭吃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穷了,阶级斗争天天斗,斗穷了。”还有些人说:“我们过去有山不靠山,有水不靠水。集体富不起来,还不让社员自己富。现在政策放宽了,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思想也得跟上去,要千方百计让社员富起来,不能再厚着脸皮伸手要粮了。”

三、农民是农村改革的创造者和先行军

中国农村的改革,不是专家的发明,也不是某个领导人的提议,更不是来自红头文件,而是中国农民经过长期压抑后的一种自发行为。

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后,迅速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加上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开始在中国农村大地闪现,一群再也不愿忍受饥饿折磨和折腾的农民,开始对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进行反思。在反思中他们发现,他们不需要豪言壮语,不需要政治运动,最需要的是土地,是能让他们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的土地使用权。在他们看来,在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土地承包是一种可行的好办法。于是,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一夜之间按着手印把土地分了,开创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纪元。几乎是同时,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在河南的边远山区和贫穷地带,一些农民也偷偷地搞起了承包责任制。在他们看来,这法儿管用,并且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

因此,在洛阳的一些地方,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工作一着急,搬出刘少奇”。因为刘少奇等同志主张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包工定产”等办法很管用,能多打粮食。

在河南农村,经三年自然灾害后,不少地方都保留着每人一份的自由地,他们非常怀念1961年为解决自然灾害所实行的责任制办法。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中央发了“六十条”,允许农民借地,开小片荒,“三包一奖四固定”,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村形势迅速好转。后来,搞“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受到了批判。但是,老百姓心中有数。他们并不认为那种做法是错误的。在当时,段君毅和刘杰也特别清醒,曾指出:“文革中的错误可以批,但‘借地度荒’的事儿不能批!正是这个‘借地度荒’救了河南农民的命。”

于是,1977年秋冬,随着大地春动而带来的喜悦,在洛阳地区的一些社队,便自发的搞起了“地下责任制”。偃师县司马大队,1977年秋季实行产量责任制,总产比1976年净增100万斤,1978年比1977年又增88万斤。新安县北沟大队,1978年暗地里实行联产责任制,在旱灾、风灾严重的情况下,仍获粮棉双丰收。粮食总产比1976年增产10万斤,棉花单产增加48斤。

与安微省相邻的沈丘县,过去也是一个多灾低产闻名的穷县,1979年麦收后,县委书记沈发启到周营公社一连串三个紧挨的村庄张营、崔营、东李营调查,听说县委书记来了,正在田里锄地、拔草的农民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拉起呱来。一位老农民拉着他的手,担心地问:“跟你说真话,打去年种麦,俺们就悄悄地分了田,搞了包干,这不违反政策吧?”话音刚落,一位后生就冲老头子叫了起来:“前些年咱这儿打的粮食连肚子都填不饱。年年吃救济,现在包了干,家家户户都有了余粮,啥好啥坏不是清清楚楚的嘛。”他在村里整整转了一天,所看到的是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忙着修理犁耙、播耧、铁锨,一派勤劳致富的景象。

在离开村子前,他望着前来送他的乡亲,提高嗓门说:“我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甩开膀子干吧!”并自言自语地说:“不容易,这是用三十年的学费换来的呀!”当时陪同调研的公社书记李学斌向他介绍说,这三个村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一直是:“社员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难挣一盒白鹅烟(九分钱一盒);仨营一营更比一营穷,夜晚家家锅灶不冒烟(不吃晚饭)。”自78年种麦时,悄悄地把地分给了农民,实行了大包干,才一年变了样。说来也真灵:上工“一窝蜂”,马上变成了“满天星”;块块承包田无板结,无草荒,无虫害。无论是麦或秋庄稼,长势之好,多年罕见。干了不到一年,粮食大量增产,户户收入翻番!以东李营为例,全年粮食总产量由上年的55万斤猛增到137万斤,一年等于两年半;社员口粮翻了一番,由上年的283斤增长到600斤,其中仅小麦就有320斤;社员人均分配收入由上年的32元猛增到107元,一年间上升了两倍多。上年全大队救灾吃国家返销粮7.5万斤,这一年不但没吃返销粮,还净向国家交售粮食7.94万斤。大包干一年,就告别了“吃粮靠返销”的日子,甩掉了穷困的帽子。

于此同时,在开封地区的兰考、商丘地区的虞城以及全省不少的社队也都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有的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应当说,河南农村的改革起步是比较早的,效果也比较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普遍支持和欢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造。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我省沈丘临近的安徽,曾经悬挂过“坚决抵制河南的单干风”的标语,而在沈丘也曾悬挂过“坚决抵制安微的单干风”的标语,正是在这种公开的“抵制”下,两省相邻的农民偷偷地干起了自个儿认准的事情。正如当时的沈丘县委书记沈发启所说:“我采取的办法是暗放,坚决搞大包干,分田到户。明里不说暗里讲,那时候我给起了个代名词,叫‘政变’。我们在县里开公社党委书纪会议,一开三天,有几个党委书记通了,就‘政变’了,底下哗地把地都分了。我记得80年夏天全县都分光了。可是我们报时疏忽了,上边问下来说你78%都分了?我说,谁说的,没有啊!他说是你报的。回去一查,果真报了,立即改过来。我说,弄错了,是七点几不是七十几。不能承认,那样承认确实不中。”

彼此心照不宣,配合的天衣无缝。就是这样,以东方人的幽默,化解了一次次风险和重压。在河南农村改革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这样一幅荒诞不经却又令人心酸可笑的滑稽景观,一方面,异口同声地对“大包干”口诛笔伐;另一方面,还是这些人却悄悄地把“大包干”变成了现实。

四、尊重、保护、引导和支持

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基本的一条在于能够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按群众的意愿办事,对于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和热情,给予充分的保护、引导和支持。

尤其是在农村改革的初期,做到这一点十分的重要和不易。

为了鼓励广大农民群众勇敢地进行改革创新,去解放生产力,197812月,段君毅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就鼓励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大胆推行生产责任制。他说:有个大队,根据棉花生产技术性强,灾害多和农活复杂的特点,定地块、定面积、定产量、定管理,实行超产奖励的办法,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棉花连年大幅度增产,社员和大小队干部都很欢迎、满意,但领导不表态,领队只好偷偷去学。他提出,只要我们的思想稍加解放,生产就可以大发展,效率就可以大提高。

19791月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1期简报就印发了“介绍三个粮棉双高产的典型材料”。一是太康县桂李大队第四队的十名女青年成立“铁姑娘班”,实行“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责任制,创造了亩产皮棉340斤的高产纪录。二是郸城县孙庄大队三官庙生产队把村边20多亩荒地废地按劳力包给社员种藕,结果是荒坡废坑变成了宝地,获得了丰收。队里秋季收入9000多元,社员的超产部分还收入4000元。三是太康县刘叶大队一个青年,承包了队里的十亩荒碱地,1978年亩产皮棉300斤,小麦600斤,为生产队创造价值3000元。这三个典型实行的就是“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时,刘杰还发现开封有的生产队暗地里也实行了“小段包工”,效果到比较好。

213日,刘杰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五定一奖”责任制,南阳、长葛搞得比较好。听说四川大量推行,我们也应该大胆推行,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能立刻见效的。

228日,刘杰批示《河南日报》刊载了省农办副主任刘应祥在偃师三级干部会议上《实行“五定一奖”是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措施》的讲话。联系河南农村实际,认真总结和介绍了我省农村在定额管理方面涌现出来的一批好典型,充分肯定了各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取得的显著成效。在他看来,刘应祥的进话,对于农村干部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很有益处,是应该充分肯定和大力宣扬的。

在全省不少地方调研时,刘杰多次讲要冲破原来的桎梏,敢于发财致富。他风趣地说:“要致富,多种树,又养鸡,又养兔,大家争当万元户”。

为了更好地指导河南农村的改革,根据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精神,1979313日,刘杰签发了在他亲自主持下制订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补充规定(试行草案)》,明确规定“各种不同的管理办法和计酬形式,都允许进行试验、比较,看哪种办法最能调动积极性,最能促进生产的发展”。提出了允许农民对各种生产责任制的试验和选择,规定“村周围不便于集体统一管的坑塘、空闲地、沼泽地、废弃地等,可以采取定上交收入、定投资、定报酬的方法,分给作业组或劳力种管,以增加收入”。这是他在恢复工作后到河南不到五个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后仅仅八十多天河南制定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显然,它对于指导河南农村的改革、推行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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