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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河子

容人容心容言,增智增辉增荣

 
 
 

日志

 
 
关于我

别人说,我像一杯水,透亮。 我说,我是一杯热水, 不,是一杯65度的白酒,不仅透亮,而且有热度。 我的确像一个傻子。 眼里揉不得沙子,总是爱自觉不自觉地为正义、为他人俩肋插刀。 漫漫人生,一事无成,总觉得:人生都是向西行的。 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留下什么。 既然为人,就当快乐! 但要永远记着,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决不可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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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瞬游》拜谒韩愈(全文)  

2013-06-10 08:40:22|  分类: 瞬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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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出差,我到了孟州。无意间,与韩愈相遇。

    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时间虽过去一千多年,愈仍然关心着当今的世事,论<<原道>>、<<原性>>,作<<师说>>、<<马说>>,为人<<讳辩>>,讲<<进学解>>。其才华横溢,表疏不断,勇敢地捍卫着人间正道。

    愈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现在的师者,特别是那些个无所用心、整日里迷恋于酒场、舞场、情场的那些“长”字号人物,连自己都弄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不知道“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具体内容和含义,脑子糊涂的象一盆浆。却整天吆五喝六的正而八经地大讲特讲,真不知斯人以何解惑授益。虽然他们也懂得“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有本事掏数千、数万元送子女进重点中学,上重点大学,甚至小小年纪就送出国门留学,而不知尊师重教,更耻于向老师学习。有的或许也知道“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但就是死要面子放不下架子:“我是领导嘛,我说了算,你听我的。”既便是明摆着错了,也死不服输,不认那理。

    那天我拜谒韩愈,他正在为来访者讲述<<原毁>>,探讨着毁谤的由来。他谈古论今,高度赞扬着“古之君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抨击了惯于“怠”与“忌”、好说别人坏话的“今之君子”,呼吁社会改变“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嫉贤妒能的坏风气。愈言:“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而社会发展到了公元二十一世纪,斯人怎能“责人也祥”,“待己也廉”呢?甚至于说:“我善是,是亦足矣。”“我能是,是以足矣。”这不是典型的骄傲自满吗?骄傲自满了,这改革何以深入、人类何以进步、社会何以发展呢?

    愈告诉我,古时候的士大夫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要求别人宽容而简约。他们只看别人的长处,不看别人的缺点。哪怕别人只有一点长处,也就够了。取他的一点优点,不再强求他还有第二点。只就他的现在看,不追究他的过去,担心的是怕别人做了好事而得不到应得的好处。而现在有些人要求自己低廉寡少,要求别人却详尽苛刻,明明他们没有多少德能,却处处喊叫“我这就够了。”而对别人,却总是说:“他虽有这个特长,但他的人品不足称道呀;他虽然有这些善良品德,但他的才能不足称道呀。”偏举其一个缺点,不考虑其九个优点,只追求其过去,不考虑其现在,唯恐别人有了荣誉,便死死地压着,怕超了去。愈说,这些人这样做是有其思想根源的,那就是私心、懒惰和嫉妒。有了私心,就不能公正处事,既然懒惰,就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己;嫉妒的人,总害怕别人提高,所以就拼命地无原则地使用他手中的那点权力。可气的是,这些人有的还偏偏就戴着“伯乐”的帽子,干着害千里马的事情。说着说着,愈顺手抓起摆在案头的<<马说>>,便读了起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固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韩愈很气!

                                 

 

    韩愈的确很气,气了一千多年。

    韩愈凭着他的满腔热血和献身精神,正考虑再次上书。在韩愈看来,现在所谓的有些个“伯乐”,实在没有伯乐的慧眼,更缺少伯乐的品德。其不仅不能选出千里马,甚至还对千里马加害。尽管社会发展到了可以自我推荐的年代,但在这些人眼里,只要你不会送钱,就难免落下伸手要官之嫌。在他们看来,这官是有价的,没钱,谁管尔有多大能耐。因此,他们只管收受贿赂,以权卖官,要不,看那些个炸雷点,一揪不就是一大串儿?

    在韩愈看来,这社会着实有了很大进步,人类都用上了电脑,然这电脑有时倒不如人脑,太不讲人情世故,太不懂公道正派,眼下这社会,也的确到了该整治的时候了。他把一叠发黄的萱纸展开,握起了精制的狼毫。倾刻,我为他捏一把冷汗,心提到了嗓眼,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千多年前。

    公元803年冬天,关中大旱,不少地方遭灾,加之税重,人们饥不果腹,有的扒屋卖瓦卖木,有的把麦苗拔下来交给税官。时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为之异常激愤,上疏德宗皇帝,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谁知,帝听信谗言,一气之下将其贬到了阳山。

    愈一生五次被贬,再次被贬为地方官则是十六年之后。公元819年,中使迎佛骨到了京师,宪宗在宫中留了三日,后送诸寺。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瞻奉施舍,惟恐不及,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地搞施舍,有的燃香顶礼模拜地供养。刑部侍郎韩愈闻之痛恶,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皇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据<<新唐书>>载:“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太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汤亦年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事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足,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及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感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在韩愈看来,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官禁!帝无故取朽秽之物亲视亡,臣实耻之!当将其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感。

    韩愈好生历害矣,谈古论今,言词激烈,竟把板子打到了皇帝身上。你不就是个邢部待郎嘛,岂有不被废之理。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极言相劝:“愈虽狂,发于忠垦,宜宽容以开言路。”方贬之为潮州剌史。

    韩愈呀韩愈,你怎就不接受教训。虽然又修炼一千多年,仍还是那个“毛病”。

    然韩愈就是韩愈。正义之驱使,良心之酿就,终不能改忠直。

 

                          三

 

    其实,韩愈也并非没有所悟。

    早在公元812年他再度降为国子博士后,曾作<<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反话正说,含蓄地讽刺了当权者的不公与不明,抒发了长期不被重用,反遭贬斥的愤满情绪。他总结自己:“小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但是,公不被人信任,私不得朋友相助,处境困难,动不动就获罪惹祸。短暂地作了御史,便被贬斥到南方边远地区;三次充当博士,担任个闲散官职,表现不出治政之才。在他看来,一生命运和仇敌相遇,屡遭挫败。即使在温暖的冬天,儿子也被冻得哭叫,就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景,妻子也挨饿哭泣。其“年来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岂不寒哉!

    然韩愈毕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失为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不失为是我国唐宋时期文坛上的泰斗,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愈一生披星戴月,励精图治,政治上反对藩镇割剧,思想上尊儒排佛。他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休,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散文在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贯今唤古。他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维护儒家的传统思想,又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但在<<师说>>中却又承认“人非生而知之者”,并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合理见解。

他的诗力求新奇,以文入诗,有时虽流于险怪,却也左右一个朝代的诗坛,对宋诗产生了颇大影响。

    愈的一生是短暂的,他仅活56岁,不能象先人那样有超百之寿,但愈的一生成就卓著,活得有滋有味,依我看他只为“仨”字而活。

    一曰“勤”。愈之勤,首先表现在勤学。他出生后三岁便成孤儿,跟随伯兄韩会被贬到岭表,兄死后由嫂子将其鞠养成人。愈自小便知奋力读书,每日熟记数百千言,年龄稍长,尽可通览<<六经>>之书,解百家之学。唐德宗贞元八年,他24岁上便中了进士,贞元十二年起先后任汴州、徐州观察推官。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

    其次表现在勤思。他总结前人和自己关于治学和行事的经验,提出;“业精于勤,慌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探讨世事,深究事理,研析古文,抑恶杨善,终自成一体,写出了许多不朽的诗文。

    在愈看来,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后,就没有很好的文章了。所以,他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杨雄相表裹,而佐佑<<六经>>。

    其三表现在勤行。愈一生严于律己,奋斗不止,勤于言,重于行。无论是当官从政,还是遭谗言被贬,从来没放松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正如其所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并借助<<传>>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进而深刻阐明:“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在于借此将有所作为矣。

    二曰“勇”。愈之勇,首先表现在忠直,其次表现在敢为。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忠义、忠人、忠事。为了捍卫道统的儒家思想,敢于弹刻皇帝,批歪教邪说。他认为佛家所谓营造清净寂下的世界之方法,就是要废弃君臣礼节,断绝父子关系,取消人们共同生活和长育的道理,必须“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阐述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规律。

    他为人忠恳,光明磊落,敢于为人言,代人书,指点世事,评论得失,框正时弊,倡导正义。不畏强暴,不怕被贬,作<<讳辩>>,著<<争臣论>>,写<<送孟东野序>>,从大自然的“物不得其平则鸣”,推论到人“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愈生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丝毫不变其节。他忠君、忠民、忠事,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急不可耐地作<<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和<<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不失有乞怜之态,但亦为能一展鸿图,报效祖国。

    愈之勇,集中表现在一个“敢”字上,敢于正理,敢于正事,敢为天下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元822年,“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延溱,”(见<<新唐书>>卷176)穆宗召韩愈宣抚,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召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愈以其雄才大略和果断精神,不但解镇州之困,还得欢宴,礼而归之。

    三曰“爱”。愈之爱,集中表现在爱国、爱业、爱人。他忠君爱国,精心兢业,爱民爱士,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对世人充满了爱心,忠君孝长,爱民恤子。他数次被贬,但不埋怨皇帝,贬官后仍能尽心为民。贬阳山令时,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贬潮州刺吏,闻民颇患鳄鱼,乃投羊投豕,作<<祭鳄鱼文>>,敕令鳄鱼,七日内远徙。我虽不信此祭能真有那么大神力,“祝当夕,暴风震电起谷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新唐书>>卷176)。但为愈之心、愈之举所钦佩。后他改任袁州刺史,闻袁州的富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借钱者必押其儿女为人质,到期不还者便视为奴隶。愈至,以质人之劳作价,够借数额即可返回,年归父母者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民甚喜之。

    昌黎,再见了。我站在愈之门前,眺望着东去的河水,挥手向愈告别。却总在想,这新的千年里,或许还少不得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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